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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权力。相反，对于权力，他有着相当深入的认识和警觉。1923年2月，在“二七”大*的同时，他发表《政治上所需之压力》一文，指出：“世界各国文明政治之所以革新，政权之所以普及，决无由握有权力之人（君主或政府执政者）自动而以其权分给予人民者。必须因人民之要求逼迫，致使握有权力者万不得已，无可如何，然后政治乃有彻底革新之望。换言之，人民之觉悟不彻底，则政治之改革亦不彻底。”当时，有舆论谴责财政当局的种种罪恶，但他并不认为类似贪污受贿的现象只是经济问题，而是一种“政治*”；而政治*，他也并不完全归因于政府内部的结构或机制问题，且进一步追溯其社会本源，认为是社会组织的不合理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所致。他关注民生问题，也是同政治问题联系到一起的。1920年唐山发生重大的矿难事件，在他看来就不是一种偶发性事故，...